馬勇講史：晚清四書（全四冊）(2版）

晚清歷史與人物的重新詮釋：

再現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簽訂、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京、辛亥革命

再談慈禧、光心、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孫中山

《晚清四書》敘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簽訂、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京，以及辛亥革命，記錄了清王朝由 覺醒而自救，自救失敗至傾覆的整個過程。 中間涉及許多重要歷史人物，如慈禧、光緒、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孫中山等等。 這套書為我們重新認識和思考這些歷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馬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文化、中國文明史等研究。

著有"晚清四書"系列：《覺醒》《維新》《國變》《革命》，"歷史人物傳記"系列：《嚴復傳》《章太炎傳》《梁漱溟傳》《蔣夢麟傳》，《晚清 二十年》《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漢代春秋學研究》等；錄有音頻節目《中國文明通史》等。

1.《覺醒：甲午與中國歷史轉折》

2.《維新：戊戌變法的嘗試與失敗》

3.《國變：錯綜複雜的庚子亂局》

4.《革命：晚清改革的趨勢與潰敗》

馬勇一直以晚清研究為人稱道，事實上他有紮實的通史功夫，有良史之才，因此他駕馭斷代史駕輕就熟，他的晚清史的敘述獲得了廣大的讀者。 但我還是覺得身為中國的房龍，馬勇的意義被低估了。 "晚清四書"集中展示了馬勇的才學和史觀，在歷史寫作幾乎失語或進退失據的情況下，馬勇的文字給了一個堅實的坐標。

–餘世存學者、思想家

複雜的人生經驗，賦予馬勇一種獨特的歷史感受力，他的知識儲備更是與酒量同樣驚人。 他以一己之視角貫穿晚清之變局，以此刻之心境與熱忱激活了沉睡的史料。

–許知遠作家、單向空間創始人

《覺醒：甲午與中國歷史轉折》新版序

在"晚清四書"中，《覺醒》完成遲，但它的研究、寫作，卻開始早。

1994年，為紀念甲午戰爭一百週年，我開始了自己的甲午戰爭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 時光荏苒，這項研究就是二十多年。 這本書，就是這些年一點閱讀與思考的總結。

自從李鴻章以來，知識菁英普遍意識到了甲午戰爭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具有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 但是，如何"分水"，人們自然各有各的認識。 相當多的人將這場戰爭作了悲情基調的描述，以為甲午之敗表明三十多年的洋務新政宣告終結。

甲午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方向，中國不再沿著畸形的洋務新政繼續前行，而是轉身向東，學習日本，開始了自己的維新路徑。 在我初的甲午戰爭研究中，我的基本想法就是想弄清楚中國知識菁英、政治菁英在甲午前後的分化。 我以為的一派因為要追究戰爭失敗的責任，因而怪罪洋務，以為洋務新政只治其表，不治其本，忽視了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的重建與改造。 更如孫中山，視這場戰爭的失敗為民族主義革命找到了歷史依據，顯示滿洲人並沒有將中國引領至現代的能力。

維新、革命，是甲午後的時代主題。 在我初的研究中，也集中力量探究甲午前後各個思想流派的主旨、特點，並據此寫了幾篇略微引起爭議的文章。

為紀念甲午戰爭一百週年，我寫有長文《甲午戰敗與中國精英階層的分化》。 這篇文章既收入《甲午百年祭：多元視野下的中日戰爭》論文集，也發表於《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六期，並由該刊編者將題目改為《甲午戰敗與中國精英 階層的激進與困厄》。

在這篇文章中，我全面檢討了洋務新政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同時也意識到了這場畸形的現代化運動確實是甲午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歷史主義觀察，又會發現甲午戰敗並不足以完全否定先前幾十年的發展成就，更不能完全得出滿洲人不足以帶領中國步入現代化的結論。 這篇長文涉及面非常廣，大體思路也規範了我此後二十多年的相關研究。

這篇文章發表後也引發一點小小的波瀾。 我的一位師長輩同事在看到這篇文章後，鄭重其事到我辦公室告訴我：小馬，你這篇文章的觀點我不能贊同。 我當時被這位老師如此嚴肅的態度震驚了，一時也不知如何回答。 隔天，我終於想到了一個思路，我去他的辦公室繼續聊。 我要表達的意思是，這篇文章只是表達自己的閱讀與思考，如果老師你都能同意，還需要我寫嗎？ 學術就是一個求異的過程，你不是一直告誡我們做文章一定要注意新史料新觀點，不要陳陳相因，重複前賢嗎？ 當然，我那時說的話肯定不如現在講得這麼清晰，但是意思到了。 不過，我稍後就該評副高職稱了。 這位老師是評委，為慎重起見，儘管我很看重這篇文章，我還是很"機會主義"地沒有敢報這篇文章，以免引發不必要的爭議。 我的副高順利通過。 這只是一段不為人知的小插曲。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時，中日關係由於國際環境中其他因素的牽扯，顯得並不太壞，因而那時並沒有在學術界引起很大規模的紀念。 有些新史料出版了，一些很純粹的學術著作也可以見到。 又過十年，甲午戰爭一百一十週年時，學術界對甲午戰爭研究的熱情就顯得更為淡。 至於我個人只是因為正在為《中國近代通史》寫作晚清史部分，依然不緊不慢地做著自己感興趣的相關題目，並將一些相關思考寫成文章發表。

2008年，我在《安徽史學》期發表《宗藩體制解體與東北亞亂局》，探究中國走上近代化、工業化之後，宗藩體制解體之必然，以及清政府在東北亞尤其是朝鮮問題 上的成功與失誤。 這篇文章為我後來的研究開啟了一個基本想法。

又一年（2009），一次有機會去韓國參加一個關於東北亞歷史的會議，我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長文《清末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韓國：建國日本文化言語學會《 日本文化言語研究》第四輯），集中探討近代中國政治菁英、知識菁英究竟如何看待明治維新，以及這些認知如何影響了中國在甲午戰前的發展思維。

又過了幾年，中日關係因釣魚島等一系列問題持續惡化，應大眾媒體邀約，我從歷史視角持續討論了近代史上的中日關係。 從歷史看現實。 我那時提出的看法是，不要讓日中衝突第三次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 這個看法引起了一些正面回應，也相應地強化了我從現代化視角進行甲午研究。

甲午戰爭引發人們對先前發展道路的反省，其中主要的一個看法莫過於孫中山基於這場戰爭，拋棄幻想，不僅不再期待體制內的改良、維新，反而由此走上了反滿革命之路。 對於孫中山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四億中國人中只有孫中山一人如此想如此做，多年來孫中山研究者提出許多解釋，我在前賢解讀基礎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為孫中山主要是因為在那個特殊 階段親歷了不同的內外環境，直接而清晰的對比引發了他的思考。 我的這篇文章題為《孫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個政治史的解讀》發表在《安徽史學》2014年期，其他媒體也有摘要或轉載。

甲午戰爭重要的後果當然是《馬關條約》，過去幾十年我多次就這個條約對後續中國歷史的意義表達一些看法。 我認為如果從現代化立場看，既要注意這一條約帶給中國的災難，同時要注意到《馬關條約》在日本蠻橫壓力下，真的"倒逼"了中國的改革發展。 我們知道洋務運動進行不到二十年的時候，中國市場如何進一步開放曾經引起中外嚴重爭執，但是那時的清廷並不明了西方國家工業化釋放的巨大產能將如何影響東方乃至世界，不知道全球 化的意義，不明白東西洋先發國家為什麼執意要進入中國，因而中國並沒有在洋務時期進一步打開國門，而是對外國資本進入中國設置了更多限制。 對此，列強無疑是不滿的，當然面對一個主權國家，列強也毫無辦法。 及至甲午戰起，大局已定，重新且更大範圍地打開中國市場，不僅是日本的需求，也是列強的期待。 由此重新理解馬關談判中的投資、市場、"還遼"諸問題，就不難得出很不一樣的看法。

2014年，是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照理說這個話題只具有學術史的意義，但是鑑於當時的中日關係、中外關係，社會各界，甚至包括軍方研究人員，懂與不懂，都 發表了許多文章。 在這種氣氛下，找我訪談、寫作的媒體很多，我又是一個不會"說不"的人，因而藉勢發表了一些不同看法，這也是後來寫作《覺醒》的直接動因。

在正式動手之前，還有兩個"準備"值得一提。 一是接受我所服務的單位安排，寫了一本《甲午戰爭簡史》，其中戰爭部分，由寇偉兄承擔，政治史、外交史，大的歷史背景、結局，基本上按照我的研究 所得寫了出來。 二是受邀去電視台花了三天時間講述我所理解的甲午戰爭，後來這部講稿也由一家出版社整理出來，以《甲午戰爭十二講》為題出版。

凡此累積二十餘年，至新星出版社總編輯彭明哲先生建議整合諸書為"晚清四書"時，我又參照已有研究重寫一遍，比較完整地表達了我對甲午戰爭及其 前因後果的一些看法。

值"晚清四書"新版刊行之際，匆匆說明成書緣由，並期待讀者諸君批評指正。 馬勇，2019年10月12日星期六。

《維新：戊戌變法的嘗試與失敗》新版序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事件如1898年戊戌變法、戊戌政變一般如此迷人，能吸引如此眾多的研究者。 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翻檢目錄，我早一篇關於戊戌的論文《清政府對百日維新的檢討與反省》發表於《人文雜誌》1993年期，實際寫作時間應該在1989年後不久那段特殊的時期。 這篇文章主要討論清政府在強力鎮壓戊戌變法之後的政策走向，強調暫時的黑暗並不能消解清政府所面臨的變革壓力。 清政府在鎮壓之後不過兩年時間，重新認同了他們所反對的政治變革，只是清政府強調他們主導的變革與康梁主導的變革有著本質不同，他們是真改革，康梁是偽改革。

這篇文章曾經在一個不大的範圍內引起一些反響。 純粹的歷史研究被解讀為基於現實的思考，我從來不反對一切歷史都是歷史學家基於現實的生命感受，進而回饋於自己的研究對象，或事件或人物。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歷史學者之所以研究此課題而非彼課題，一定是研究者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感到了此課題的意義。

幾十年一晃而逝，但我對戊戌的解讀熱情似乎持久不衰，逐漸地也形成了與前賢、時賢不盡相同的一些看法。 這些看法也大致反映在這本《維新》中，為清晰起見，不妨在此略作提示。

我認為，1898年的政治變革是《馬關條約》之後的邏輯展開。 在列強的威逼下，《馬關條約》大致解決了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通路。 進入"後洋務"的"維新時代"，先前幾十年洋務新政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都迎刃而解，諸如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問題、外國資本自由進出問題、中國經濟真正融入世界的問題、新教育的 發生、外國資本所需的製度保障，甚至在中國境內所需的土地資源等一系列複雜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在過去幾十年來不過是官僚資本、政府資本的附庸，一直無法獲得工業化發生後的應有地位。 那時的先富階級更高級的不過是紅頂商人，他們的成就不是開創、經營了某個現代化企業，而是官品、政治地位。 下焉者充其量只是洋行中的買辦，儘管手裡比一般國人多了些銀子，但其社會地位並不高，並不構成一個新階級。

《馬關條約》之後完全不同了。 雖然，外國資本不再享有政治上、經濟上、稅收上的優惠、照顧，只是單純的資本。 但《馬關條約》給了外國資本在自由資本主義體制下所能獲得的全部權利，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後就像在自己的母國那樣自由，那樣可以獲得充分的保障。 外國資本的國民待遇，加速了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速度。 先前幾十年來中國人想建而無法建成的大型基礎設施，諸如鐵路的建設、礦產資源的開採，都因為外國資本大規模流入而漸漸成為現實。 外國資本在中國贏得豐厚的利潤，也為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工業化，為中國社會城市化、全面轉型，提供了一個現實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馬關條約》打開了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通道，外國資本所享有的國民待遇，清政府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壟斷而不向中國人釋放呢？ 中國社會的新階級–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也就在這一剎那迅即產生。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是幼小的、脆弱的，但是一經發生，也一定會遵循自己的邏輯，展開權利訴求運動。 資本一定要尋求法律的、制度的保障，一旦釋放了資本，資本本身就有了自己的邏輯和力量。 我們清楚地看到，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中國資本家階級的成長，同時也看到他們對政治權利的追求，對改善體制的渴望。 由此，就不難理解1895年後漸次開始的維新運動，從而理解1898年的政治變革，新制度建設。

1898年的政治變革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新教育的推廣、法律法規的製定、舊衙門的裁撤、新機構的設置、黜舊人擢新人，在在需要新思維新路徑，這是前無古人的新事業，挫折、失誤在所難免。 但是，如果回望1895年之後中國人的心勁，甲午的失敗、洋務的畸形，都讓中國人有了不曾有過緊迫感、焦慮感，因而朝野各界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路，都 屬於正常的社會情形。

然而，此時的康有為一方面具有深沉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面急於求成，希望中國快馬加鞭趕上世界先發國家。 同時，康有為並不真切了解清政府內部的政治運作，也不知道政治決策、政治運作的實際情形。 他只不過是個充滿情懷的"政治素人"。

可惜就是這樣一個"政治素人"，卻在1898年攪起了陣陣政治漣漪，一方面大幅度、高強度推動了政治變革的進程；另一方面也為政治發展埋下了隱患，預留了 炸彈。

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宮廷內鬥充滿了好奇，越是不知道的東西越能啟動想像。 我們當然不會說1898年宮中的政治傳聞都是空穴來風，但是也不會像康有為那樣將兩宮衝突的傳聞想像成你死我活，甚至期待動用軍隊"圍園劫後"。 這就將一場和平的政治變革演化成了一場暴力事件，由此不僅葬送了剛開啟的政治變革，而且鑄造了此後政治環境日益惡化的基石。 1900年的"國變"，粗看起來似乎是民教衝突，是民族主義的崛起、是列強的霸道，但是如果從大歷史的視角進行觀察，將近代中國政治演變視為一個因果相連的鏈條 ，我們也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康有為們的認知、判斷與行動，既有可敬可佩之處，也並非毫無瑕疵，完美無缺，對之後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歷史是一個不斷解釋，不斷深入的認識過程。 這本《維新》只是我基於史料給出的一點解釋。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相信戊戌的魔力、魅力並不會很快消逝，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依然期待更合乎歷史事實、合乎歷史邏輯、合乎日常情理的更多的新解釋。

是為序。

馬勇，2019年10月26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