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與詩藝》+《傳媒與真相》+《距離與想像》+《氣與士風》+《新興與傳統》5冊/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這套《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由六位日本中青年學者的論文集所組成。他們的論文大都從「宋學」、尤其側重於宋代文學方面展開,代表彼邦富有活力的研究力量,反映了最為切近的學術動態,值得向我國學界同道譯介推薦。
Description





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內容簡介:
本書共有12篇論文,是日本學者高津孝先生多年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宋代文學的成果。有涉及北宋文學與太學體、蘇軾的藝術評論與「場」、宋元評點考、明代蘇學與科舉、中國的歷史與故事的距離等等,林林總總,頗為全面。其中,集中論述了科舉制度對宋代文學的影響,其視角是獨特而多方位的,充分體現了日本京都學派研究方法的特點。
作者簡介:
高津孝(Takatsu Takashi),1958年生,1988年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中國語中國文學系博士課程肄業,曾於1985年至1987年間作為高級進修生留學南京大學,在程千帆教授指導下研究宋代文學。現為日本鹿兒島大學法文部教授,主要致力於中國宋代文學、中國古籍版本學、清朝考證學等方面研究。著有多種專著。
目錄:
前言 王水照
宋初行卷考
北宋文學之發展與太學體
論唐宋八大家的成立
蘇軾的藝術論與「場」
宋元評點考
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對文化多樣性的規制
中國的山水詩和外界認識
明代評點考
明代蘇學與科舉
按鑒考
琉球詩課與試帖詩
中國的歷史與故事的距離
各篇原名與最初發表書刊
後記





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內容簡介:
本書所收論文以蘇軾、王安石以及黃庭堅等人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活動為論題,考察了這些文人及其作品與政治、傳媒以及與其他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展現了海外學人對這些論題的研究所達到的深度。
作者簡介:
內山精也(Uchiyama Seiya),1961年1月生於日本新瀉縣。1922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院文學研究科,文學博士。專業是宋代詩歌研究,曾任橫濱市立大學副教授,現為早稻田大學教育與綜合科學學術院教授。宋代詩文研究會彙刊《橄欖》主編。
目錄:
前言 王水照
王安石《明妃曲》考——圍繞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意識形態
《東坡烏台詩案》流傳考——圍繞北宋末至南宋初士大夫間的蘇軾文藝作品收集熱
「東坡烏台詩案」考——北宋後期士大夫社會中的文學與傳媒
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試論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的關係
蘇軾「廬山真面目」考——圍繞《題西林壁》的表達意圖
蘇軾次韻詩考
蘇軾次韻詞考——以詩詞間所呈現的次韻之異同為中心
蘇軾獎括詞考——圍繞對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改編
兩宋獎括詞考
宋代八景現象考
黃庭堅與王安石——黃庭堅心中的另一個師承關係
「李白後身」郭祥正及其「和李詩」
各篇日文原題與最初發表書刊
後記





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內容簡介:
全書涉及「風景與繪畫之間的關係」、「詩與繪畫的關係」、「詩中有關『形似』功能的問題」、「詩與歷史記載、歷史學關係的問題」、「詩人的內部世界與詩人所處外部世界、自身與他者間的關係」等詩學重要命題,有力地揭示出了唐宋之間「詩學觀念上的斷層」現象。作者受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傳統熏陶至深,又曾在哈佛大學接受西方學術方法之訓練,他的研究特色很可能預示著日本「中國學」的發展動向。
作者簡介:
淺見洋二,1960年生,日本琦玉縣人。1985年畢業於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前期課程中國學專業,獲文學碩士。2009年獲文學博士(京都大學)。曾任山口大學人文學部助教授,現馬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學專業教授。2003年至2004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主要有唐宋文學專著《中國的詩學認識-從中世到近世的轉變》(創文社,2008年)、《蘇軾·陸遊》(與村上哲見合著,角川書店,1989年)及譯著《現代中國詩集》(與是永駿、財部島子合譯,思潮社,1996年)、《幸福鬼魂手記》(楊煉著,思潮社,2005年)等。
目錄:
前言 王水照
緒論: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本書的研究視角、方法
(一)
「天開圖畫」的譜系——中國詩中的風景與繪畫
閨房中的山水以及瀟湘——晚唐五代詞中的風景與繪畫
(二)
關於「詩中有畫」——中國的詩歌與繪畫
「詩中有畫」與「宛然在目」——中國的詩歌與繪畫
「詩中有畫」與「著壁成繪」——中國的詩歌與繪畫
(三)
距離與想像——中國的詩歌與媒體、作為媒體的詩歌
「形似」的新變——從語言與事物的關係論宋詩的日常性特點
標題的詩學——宋代文人的「著題」論及其源流
(四)
文學的歷史學——論宋代的詩人年譜、編年詩文集及「詩史」說
「詩史」說新考——以自居易《和答詩·和陽城驛》為中心
關於詩與「本事」、「本意」以及「詩讖」——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接受過程中文本與語境之關係
作者之夢與讀者之夢——以宋代的詩歌闡釋學為中心
(五)
詩來自何處?為誰所有?——關於宋代詩學中的「內」與「外」、「己」與「他」以及「錢」、「貨」、「資本」概念的討論
關於「夢中得句」——中國詩學中的「內」與「外」、「己」與「他」
論「拾得」詩歌現象以及「詩本」、「詩材」、「詩料」問題——以楊萬里、陸遊為中心
論中國古代文人「賣詩」、「責文」的詩學意蘊
引用書目
各篇日文原題與最初發表書刊
後記





內容簡介
本書共收論文10篇。今人研究唐宋古文復興運動,多著眼於其與韓愈的關係,副島一郎先生另闢新境,深入研究宋代古文復興與柳宗元的關係,令人耳目一新。而《從禮樂到仁義》一文則解答了中唐古文家為何大力提倡仁義這一疑問。《宋初的古文與士風》一文揭示了剛毅尚骨氣的人格類型與古文復興的關係。這些論文反映了日本學者細讀文本、深潛多思的學術特點。
作者簡介
副島一郎(Soejima Ichiro),1964年生,日本大阪府人。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前期課程修了,同博士後期課程滿期退學,曾在中國復旦大學留學,師從王運熙教授。曾任名古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學科講師、副教授,現任同志社大學言語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論著有《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及其背景》等書。
目錄
前言 王水照
宋人眼裡的柳宗元
宋人與柳宗元的思想
《通典》的史學與柳宗元
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及其背景
唐代中期的貨幣論
唐宋古文中的「氣」論與「雄健」之風
宋初的古文和士風——以張詠為中心
宋初的易學者與古文家——從陳搏到馮元
孟姜女故事·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詩
空梁落燕泥——薛道衡死因臆說
各篇日文原題與最初發表書刊
後記
前言/序言
這套《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由六位日本中青年學者的論文集所組成,他們是(依姓氏筆劃排列):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東英壽《復古與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興》;保苅佳昭《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淺見洋二《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副島一郎《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他們的論文大都從「宋學」、尤其側重於宋代文學方面展開,代表彼邦富有活力的研究力量,反映了最為切近的學術動態,值得向我國學界同道譯介推薦。
「宋學」在我國經學史上原是與「漢學」相對舉的學術概念,簡言之,即是指區別於考據之學的義理之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敘》云:清初經學「要其歸宿,則不過漠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江藩的《國朝漠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與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就是一場學術紛爭夾雜門戶之見的有名論爭。現代學者則把此語用作中國思想史上宋代「新儒家學派」的總稱。鄧廣銘《略談宋學》一文即「把萌興於唐代後期而大盛於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而「理學」僅是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與「宋學」不能等同(《鄧廣銘治史叢稿》第164-165頁)。而陳寅恪則從中國學術文化史的角度立論,將它視作宋代學術文化的同義語。他在論述「新宋學」時指出:「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這裡的「新宋學」明確包括「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各種領域,而「新宋學」之於「宋學」,只是學術觀念的更迭出新,兩者的涵蓋面應是相同的,均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
「宋學」的上述三個界定,分別指向特定的對象和領域,各具學術內涵和意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這套叢書命名中所說的「宋學」,乃採用第三個界定,即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學術研究本來就有綜合與分析或曰宏觀與微觀的不同方法和視角,尤重在兩者內在的結合與統一,力求走向更高層次的綜合,獲得宏通的科學認識。研究宋代學術的每一個部類,總離不開對整個社會的認識與把握。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其構成中的每一個部類不能不受制於整體發展變化的狀況,各個部類之間又不能不產生無法分割的種種關聯。而說到對宋代社會的宏觀認識和整體把握,又不能不提到八十多年前蜚聲學界的「宋代近世說」的舊命題,對這箇舊命題的系統檢驗和反思,對其含而未發的意蘊的探求,需要我們把這個老題目繼續做深做透。這對宋代學術研究格局的拓展和深化,似乎還沒有失去它的價值。





內容簡介
苏轼的词在其开创性方面,被人评价为“以诗为词”。《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作者通过以诗为对比来考察苏轼词的特点,挖掘苏轼的思想全貌,深入探究苏轼词里所表现的人生观。对苏词的各个阶段创作作了条分缕析,书中有《苏轼词编年考》及《历代苏轼年谱、词集苏词一览表》,可供参考。
作者簡介
保苅佳昭,1959年7月3日生。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日本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已修。文学硕士。1986年8月到1988年7月马上海复旦大学高级研究生。1999年9月到2003年3月,在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进修。现任日本大学商学系教授。
目錄
前言 王水照
試論蘇軾的詞和詩之比較
「避謗詩尋醫」——蘇軾關於超然台的詞和詩
蘇軾與蘇轍有關之詞和詩——再談蘇軾的詞和詩之比較
蘇軾和蘇過父子與「游斜川」
蘇軾詞里所詠的「狂」
蘇軾詞里所詠的「夢」
蘇軾詞里所詠的「雨」
蘇軾詞里所詠的「多情」
蘇軾詞編年考
南歌子三首(日出西山雨、帶酒沖山雨、雨暗初疑夜)
永遇樂(長憶別時)
浣溪沙二首(傾蓋相看勝白頭、炙手無人傍屋頭)
臨江仙(樽酒何人懷李白)
雙荷葉(雙溪月)
浣溪沙(縹渺紅妝照淺溪)
減字木蘭花(江南遊女)
踏莎行(山秀芙蓉)
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
滿庭芳(蝸角虛名)
減字木蘭花(銀箏旋品)
臨江仙(詩句端來磨我鈍)
滿江紅(清穎東流)
漁父四首(漁父飲、漁父醉、漁父醒、漁父笑)
減字木蘭花(春光亭下)
滿江紅(江漢西來)
南歌子(日薄花房綻)
一斛珠(洛城春晚)
如夢令(城上層樓疊巘)
漁家傲(臨水縱橫回晚落鞚)
木蘭花令(元宵似是歡游好)
蘇軾與楊繪有關之詞
歷代蘇軾年譜、詞集蘇詞一覽表(修訂版)
論文的原名和最初發表的刊物
後記
前言/序言
這套《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由六位日本中青年學者的論文集所組成,他們是(依姓氏筆劃排列):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東英壽《復古與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興》;保菏佳昭《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淺見洋二《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副島一郎《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他們的論文大都從「宋學」、尤其側重於宋代文學方面展開,代表彼邦富有活力的研究力量,反映了最為切近的學術動態,值得向我國學界同道譯介推薦。
「宋學」在我國經學史上原是與「漢學」相對舉的學術概念,簡言之,即是指區別於考據之學的義理之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敘》云:清初經學「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與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就是一場學術紛爭夾雜門戶之見的有名論爭。現代學者則把此語用作中國思想史上宋代「新儒家學派」的總稱。鄧廣銘《略談宋學》一文即「把萌興於唐代後期而大盛於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而「理學」僅是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與「宋學」不能等同(《鄧廣銘治史叢稿》第164-165頁)。而陳寅恪則從中國學術文化史的角度立論,將它視作宋代學術文化的同義語。他在論述「新宋學」時指出:「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日,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這裡的「新宋學」明確包括「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各種領域,而「新宋學」之於「宋學」,只是學術觀念的更迭出新,兩者的涵蓋面應是相同的,均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
「宋學」的上述三個界定,分別指向特定的對象和領域,各具學術內涵和意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這套叢書命名中所說的「宋學」,乃採用第三個界定,即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學術研究本來就有綜合與分析或曰宏觀與微觀的不同方法和視角,尤重在兩者內在的結合與統一,力求走向更高層次的綜合,獲得宏通的科學認識。研究宋代學術的每一個部類,總離不開對整個社會的認識與把握。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其構成中的每一個部類不能不受制於整體發展變化的狀況,各個部類之間又不能不產生無法分割的種種關聯。而說到對宋代社會的宏觀認識和整體把握,又不能不提到八十多年前蜚聲學界的「宋代近世說」的舊命題,對這箇舊命題的系統檢驗和反思,對其含而未發的意蘊的探求,需要我們把這個老題目繼續做深做透。這對宋代學術研究格局的拓展和深化,似乎還沒有失去它的價值。
日本京都學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內藤湖南(1866-1934)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說,構想了以唐宋轉型論為核心的完整的宋史觀。根據他在大正九年(1920)於京都帝國大學的第二回講義筆記修訂而成的《中國近世史》,開宗明義就說:「中國的近世應該從什麼時候算起,自來都是按朝代來劃分時代,這種方法雖然方便,但從史學角度來看未必正確。從史學角度來看,所謂近世,不是單純地指年數上與當代相近而言,而必須要具有形成近世的內容。」他正確指出歷史分期中的「近世」不能照搬王朝序列,也不能單純按照距離當前的較「近」的年數計算,而應抓住「近世的內容」。而所謂「近世的內容」,就是其第一章「近世史的意義」所列出的八個子目:「貴族政治的衰微與君主獨裁政治的代興;君主地位的變化;君主權力的確立;人民地位的變化;官吏任用法的變化;朋黨性質的變化;經濟上的變化;文化性質的變化」,這八種變化覆蓋了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是全社會結構性的整體變動(譯自《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亦可參見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等譯《中國史通論》上冊第31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譯文有小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