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植物史 : 植物學故事400年+植物園：一部圖文史（全兩冊）

1.牛津大學植物園，英國歷史悠久的植物園，歷經400餘年風雨的洗禮,穿越了歲月的塵埃,依然熠熠生輝！

2.90幅兼具史學價值與藝術價值的精美插圖，植物愛好者不可不讀的經典作品！

3.21位見證者的生平介紹，讓讀者探索和了解一段延續至今的鮮活歷史。

4.四色精美印刷，大開本舒適閱讀，一場科學與藝術的盛宴。

作為英國歷史最悠久的植物園,牛津大學植物園已有400餘年的歷史。如今,這座歷經400年風雨洗禮的園林,穿越了歲月的塵埃,依然熠熠生輝。

1621年，牛津大學植物園成立，它從僅作為藥學院生產藥草用地小小“藥圃”，到大學植物科學研究的重要場所，它以自己古樸風貌和姿色各異的園林植物,吸引著世界各地前來觀光的遊客的同時，也在植物學和更廣泛的植物科學領域貢獻了大量的知識……

《牛津植物史：植物學故事400年》介紹了諸多植物學家，以及過去四個世紀以來幫助我們改變對植物生物學認識的收藏。本書不是試圖全面回顧牛津大學的植物學研究和教學，而是簡要地反映了牛津大學植物學家對現代植物科學的全球合作所做的貢獻。

翻開這本書，你不但可以了解牛津大學植物學家對現代植物科學的全球合作所做的貢獻，還可以體會植物的魅力，感嘆自然的神奇。

[英]斯蒂芬·A.哈里斯（Stephen A.Harris ）

牛津大學標本館館長，德魯斯策展人，大學研究講師，格林坦普爾頓學院理事，著有《植物園：一部圖文史》《壯麗的植物群》等。

譯者簡介：

馮智，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畢業，青年作家。科學研究聚焦在細胞生物學的前沿領域，多次發表學術論文。出版科普圖書《5分鐘生物課：100 個腦洞大開的趣味問答》，《進化1.0：光合》科幻作品已出售影視版權，《進化之階》懸疑科幻作品榮獲第二屆愛奇藝文學獎三等獎。一身創作細胞的知識博主，以“幻世魔王”的網名活躍於內容平台，閱讀（播放）量破億。

前 言 1

1? 根 起源 1

2? 莖 藏品27

3? 葉 收藏家與收集 .63

4? 花蕾 命名和分類105

5? 花 植物學實驗137

6? 果實 應用植物學165

7? 種子 植物學教學183

附註 214

參考文獻225

時間表244

收錄50餘幅牛津大學圖書館、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珍藏的精美插圖和版畫；

融知識性與可讀性為一體，詳述植物園四百年的魅力與傳奇；

3.一段科學與藝術的盛宴，一部是植物歷史的縮影。

16世紀初，歐洲植物園的主要作用是為醫生提供草藥。但從17世紀開始，歐洲社會的各個階層都開始對植物感興趣。歐洲人不斷從世界各地引進植物，並對植物進行研究，發現植物的經濟價值。植物園成了科學家們的實驗室，用以研究不同種類植物的特性以及培育稀有植物品種的技術。

本書介紹了1501—1900年植物園的歷史，並配有來自牛津大學圖書館和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珍藏的插畫。 1501年是一個起點，當時zui早的一批植物學書籍得以出版，這是受過教育的人們不再依靠已知的權威而開始直接觀察自然的一個轉折點；1900年標誌著人們開始通過遺傳學研究植物，人們對植物及其功效的研究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過去一百多年間基因研究的巨大作用使人們於植物學知識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人們對於植物如何移植和培育的大多數基礎知識還是在1501—1900年建立起來的。

史蒂芬?哈里斯，牛津大學標本館館長，德魯斯策展人，大學研究講師，格林坦普爾頓學院理事，著有《牛津大學植物園和花園簡史》《壯麗的植物群：它們如何從地中海來到英國的花園》。

第一章 人類與植物多樣性

四季的植物

植物多樣性與新品種

被子植物

第二章 走近植物

植物學考察

圖書館

植物園

植物標本館

第三章 植物神秘主義、神話與怪物

天堂般的花園

創造伊甸園

形象學說

占星植物學

植物奇珍

第四章 實用的植物

藥用植物

食用植物

生活中的咖啡因

第五章 植物：權力的象徵

歐洲帝國

植物運輸

以植物謀權

意外遷移

“逃出”植物園

第六章 讓植物適應環境

溫度與溫室的發明

肥料的魔力

繁殖植物

第七章 理解植物

分類和命名

植物性別與雜交

理解變異

花園的榮耀不限於視覺享受。

——魯德亞德·吉卜林《花園的榮耀》

多年前的一天，我那不信教的祖母正在廚房裡忙碌著，兩個傳教者敲了敲她的門。他們問我的祖母，是誰把她的花園裝飾得如此寬敞漂亮，我祖母的回答十分經典：“我丈夫和他那該死的辛苦工作。”而幾個世紀以來，我祖父那樣“該死的辛苦工作”正是園丁們的標誌。他們改變了植物的棲息地，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模仿植物的生長自然環境，創造屬於他們自己設計的奇蹟。然而，在一代代業餘和專業園藝家的手中，不僅是景觀，植物本身也被改變了，儘管並沒有那麼明顯。這種“該死的辛苦工作”包括從原產地採集和運輸植物，使其適應新的生長環境，在外國氣候下繁育植物，還包括選育往往無法在野外生長的奇特品種。即便花園本身不復存在，這些植物中繁殖zui多的品種仍將倖存。時至今日，我祖父“該死的辛苦工作”成果還在一座房子底下悄然生長。

本書最初的創作靈感來自亞伯·埃文斯於1713年發表的《維特姆諾斯》一詩，該詩意在讚頌18世紀初期負責管理建於1621年的牛津大學植物園的小雅各布·博瓦爾特，詩中描繪了他作為植物培育者的角色。本書收錄1501—1900年的植物圖片，探究人們種在花園、田間或種植園裡的植物以及在那四百年間我們對這些植物的認知的演變過程。 1501年是一個起點，當時最早一批植物學書籍得以出版，這也是受過教育的人們不再依靠已知權威，而開始直接觀察自然世界的一個轉折點。

1900年標誌著人們開始通過遺傳學研究植物，我們對植物及其功效的了解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過去一百多年間基因研究的巨大作用，使我們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我們對於植物如何移植和培育的大多數基礎知識還是在1501—1900年建立起來的。人們對於植物的認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不可避免，這個過程已歷經幾個世紀，可以追溯到本書主要探討的時期之前很久。因此，本書並不按時間順序，而是按主題記述的。

第一章探討了植物對地球生命，尤其是人類的重要性，也探究了植物多樣性及1501—1900年我們對植物急劇增加的這部分認識。

第二章討論我們如何通過考察未知地域、培育活體植物以及保存書籍、手稿和植物標本館來拓寬對植物的認識。關於植物利用的知識也被世世代代口口相傳。活體植物隨四季變換，可供觀賞和研究，甚至還可能進化。植物標本館有“冬季花園”之稱，其中乾癟的植物易於研究，但它們並不會變化。因此圖書館、花園和植物標本館共同刷新了——並將持續刷新——我們對植物的認識。

第三章涉及一些新穎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或增加或削弱了人們對植物的現有認知。 17世紀的日記作家、樹木培植家約翰·伊夫林認為花園及其中的植物蘊含著“伊甸園”的隱喻。這個觀點並不是他原創的，而是隨著歐洲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拓寬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幾個世紀以來，教會對伊甸園和“亞當、夏娃”墮落的本質爭論不休。他們言之鑿鑿，延續著古人的理論，認識到地球上存在著物理限制。但當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教會的權威和知識分子對古希臘羅馬真理的信仰被動搖了。人們對植物的認識也受到許多新奇觀點的影響，而這些觀點至今仍有影響。

第四章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探討植物園的功能。植物園通常與醫學教學相關，有著提供藥材和食材的雙重功能。醫藥和食物從16世紀初就與經濟、政治一起，助長了歐洲稱霸全球的雄心壯志，而這種情緒在19世紀中葉迎來高潮。歐洲殖民者建立了全球植物園網絡，而農作物和醫藥研究也藉此機會成為帝國主義政策的部分。

第五章則進一步探討了“植物作為權力載體”這一主題。我們能夠見證新大陸的發現挑戰了以有限知識、真假參半的理論和古代權威為基礎的植物學假說。隨著物質和精神世界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期間開闊起來，已知植物多樣性也得以增加，我們對自然界的認知也更加深入。人們能夠成功運輸植物，於是植物園中的各色植物也成了尋常景觀。然而，植物探索和引進並不總是良性的過程。許多有風險的實踐已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了物種滅絕，破壞了當地經濟。

在第六章中，我們探討了植物遠離自然生長環境的一些可行性，尤其探討了控制光、溫度、土壤養分和植物繁衍方式的必要性。新發現的植物不僅能夠提供食材和藥材，它們還為人們創造了驗證生物學基本理論的機會，這是第七章所探討的內容。例如，人們曾一直認為只有極少數幾種植物存在性別，這一觀點直到17世紀才被推翻。實驗證明，植物的性別是普遍存在的，這打破了此前人們對“植物具有單一性別”的固有認識。林奈在18世紀中期提出了轟動植物學界的分類法，其基礎便是植物存在性別，而植物性別這一概念也開啟了一個科學的新世紀和錯誤的道德論戰。科學研究使人們能夠合理利用植物以促進農業生產，這為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說”提供了依據，也引領神父格雷戈爾·孟德爾zui初理解到當時尚未被命名的遺傳學規律。本書大部分內容創作於20世紀中葉建造的一座城市——巴西利亞。它所在的國家於16世紀初期被西方探險家所發現，這給我一種奇特的感覺。我透過公寓的窗戶看向縱橫交錯的街區，街上的大多數樹木都不是巴西中部本土的品種，許多甚至不是南美洲土生土長的。發現、遷移植物並使其適應人類生存環境並不是歐洲和北美洲獨有的，也不是止於19世紀的現象，它延續至今、全球盛行。本書收錄了1501—1900年出版的植物圖片，從zui廣義的角度探索植物園作為研究植物多樣性的“實驗室”所具備的功能。生長在植物園中的植物隨著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和認知的變化而變化。植物發現的地理範圍不斷擴大，人們也不再拘泥於歐洲的地界，而是把眼光投向充滿異域風情的熱帶。科技不斷進步，人們可以在亞洲、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亞種植更多種類的植物。新發現的植物突出了植物豐富的多樣性，也佐證了植物生物學的理性認識。

我感到很榮幸，因為我能在牛津大學圖書館工作，並從管理這些書籍的人身上汲取知識。我尤其要感謝植物科學圖書館的安妮·瑪麗·湯森德，她為整合這本書提供了寶貴的幫助。我還要感謝編輯卡羅琳·布魯克·約翰遜為我梳理手稿，並讓我集中研究1501—1900年這段時期；感謝黛博拉·蘇斯曼出版本書，感謝小點公司和露西·莫頓為本書提供設計。 zui後，我還要一如既往地感謝卡羅琳在本書的構思、創作和誕生期間，在兩個大洲奔波。

史蒂芬·哈里斯

這本書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了現代遺傳學出現之前的植物學發展，並介紹了人們如何發現、研究和利用地球上的植物，以獲得健康、財富和快樂。

——《牛津時報》

這本書中含有大量精美的版畫和珍貴的早期手稿的複製品，探討了從16世紀到19世紀植物園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此過程中，人們在世界各地發現了新的植物，並將這些植物用於醫學和商業目的。這涉及了研究種子萌發條件、達爾文的重大發現、消除神秘主義的影響、對植物生長研究有重大幫助的溫室技術等值得研究的內容。

——阿黛爾·克萊恩，芝加哥植物園

第四章  實用的植物

美妙的小東西，歸根結底，

是我們父輩了解的美妙之物。

他們半數的藥方可以讓你起死回生，

他們大多的教導都是謬誤。

——魯德亞德·吉卜林《我們的老父親》，1897

人們與食用和藥用植物有著密切聯繫。因此，zui早一批現代植物園與醫藥、農業等植物研究實踐有關也並不稀奇。自古以來，對植物及其保存方法的研究都被明確證實以人類為中心、為了滿足人類填飽肚子和改善健康的需求。埃及的《艾德溫·史密斯紙草文稿》（前1550）涉及的藥用植物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公元後1500年歐洲的植物研究則是被迪奧斯科里德（“植物藥理學之父”）和泰奧弗拉斯托斯（“植物學之父”）兩人的著作所引導的。

植物研究通常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視角：哲學視角和應用視角。在西方文化中，哲學方法起源於希臘。收集植物學常識被歸為醫學等研究領域。然而“實用”常常被認作貶義詞，“這是個模糊而愚蠢的詞，從柏拉圖時代至今，人們一直試圖用這個詞向別人隱瞞他們在一般性知識上一無所知的事實”。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1627—1691）將煉金術士分為兩類：重實踐的“實驗派”和重理論的“經驗派”，他認為前者大多數是騙子，而後者態度認真；兩者之間是通過經驗獲取知識和通過知識獲取經驗的差別，這種區分含有貶低的意味。

藥用植物

在歐洲的醫學界，診斷疾病的醫生和直接為病人提供草藥的藥劑師各有分工。醫生認為，細緻的研究對有效利用植物製作藥品非常重要；對植物錯誤鑑定可能有致命的效果。而收集、處理和售賣藥用植物原料正是那些被污衊的草藥師和藥劑師的工作。他們的技藝通常被歸為迷信和秘術。泰奧弗拉斯托斯甚至嘲諷過用劍、狗和神奇圓圈採集曼德拉草的“繁文縟節”。形象學說的支持者威廉·柯爾曾抱怨醫生們將採集藥草的工作留給了藥劑師，他們“通常聽信那些愚蠢的採藥姑娘的話，這些人帶回的草藥也通常並非他們所求，沒有比這更令人難過的事了”。普林尼也在公元70年表達過類似的擔憂：“可是漸漸地，經驗這個在各領域，尤其是在醫學領域最為出色的老師讓位於為文字，甚至只是言語。因為坐在講堂聽講比起在特定季節去野外找尋各種植物更令人感到愉悅。”

1889年，牛津藥劑師、植物學家喬治·德魯斯抱怨道：“我們從事醫學的朋友……幾乎把植物學從他們的科學訓練項目中除名了。他們要研製新的催眠藥或者高效的可降溫有機化合物，放在吱呀呀作響的藥劑架上，我恐怕這種強烈的狂熱會妨礙他們，讓他們不再關注治療學這更謙遜、更不張揚的‘僕從’。 ”

植物誌

《大植物誌》法語原著的英文譯本（1526）是早期英國植物誌中zui著名的，它強調了植物重要的實用功效，強調了上天賦予植物舒緩人類疾病的作用和自然界的啟示。書中寫道：“哦，這卷宏偉之書的讀者或實踐者，這本高貴的書是為你們準備的。我懇求你們運用智慧，審視上天賜予人類的恩典，使人類擁有完備的知識，認識到這本廣博之書中所有草木的價值。”

16、17世紀的放血等療法十分殘忍，因此當時的人看起來也比今天的人更堅壯。儘管《大植物誌》創作於大約五個世紀以前，它卻持同樣的看法：“古時候人們常常用它（白藜蘆）入藥，就像我們今天運用膠旋花一樣。由於那時人類的體質更為強壯，或許可以忍受白藜蘆的強藥性，而現在人的體質則要弱得多。”

《大植物誌》也靈活運用基督教神話和羅馬、希臘神話。那些被瘋狗咬過的人被勸誡去懇求聖母瑪利亞，“你要是被咬了，就趕緊去教堂向聖母獻上祭品，祈求幫助和痊癒”。而苦艾的醫療價值則被歸功於羅馬神話中的女神狄安娜。這本植物誌zui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揭露了“製造假藥”的方法以保護社會大眾：“為了讓你們遠離那些販賣假藥的騙子”，也關注獲取醫療信息的途徑，“讓你們了解人類如何利用花園綠植和田間野草，如何利用藥劑師配製的昂貴藥物”。

植物園提供了一個培訓醫生的機會，訓練他們辨認自己所開藥方中的植物，也就此剷除了賣假藥的江湖騙子。 17世紀初，藥劑師約翰·帕金森出版了兩本書，即《帕金森的人間天堂》和《植物劇院》，這兩本書強調了關於植物的實用知識對於醫生和藥劑師的重要性。然而這兩本基於帕金森實踐經驗的書，與約翰·杰拉德那本虛構的，甚至帶有幾分神話色彩的《植物誌》（或稱《植物通史》）（1597）相比，實在是鮮為人知。

約翰·杰拉德是一位富有的理髮師和醫生，也是當時公認的植物學權威。他在倫敦的霍爾本擁有一座品種豐富的植物園，許多在植物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都曾前去參觀，包括帕金森和醫生、植物學家馬蒂亞斯·德·奧貝爾（1538—1616）。 《植物誌》插圖精美，出版後受到了熱烈歡迎，被那些渴望了解植物，尤其是其藥用用途的公眾追捧。這風光的表面之下，掩蓋著一個事實：這本書是抄襲佛蘭德斯學者蘭伯特·多登斯（1517—1585）的著作，是其譯本。杰拉德不僅盜取了多登斯的文本，將其翻譯，還自作主張地添了自己的論斷和想像，破壞了原書的客觀性。比如，他聲稱自己曾目睹鵝頸藤壺生下了一隻鵝，散播了一個12世紀以來就在歐洲流傳的荒誕神話。 《植物誌》滿篇錯誤，讓人不禁去想，在出版前，馬蒂亞斯·德·奧貝爾被要求修改的原稿差錯zui多的版本會是怎樣的。 1597年出版的《植物誌》扉頁是寓言故事和當時重要園林植物圖案的絕妙組合。 1633年，該書出版了第二版。這一版本由藥劑師托馬斯·約翰遜（1600—1644）對全書進行修訂。他更正了許多杰拉德的錯誤，增添了幾百處新插圖和描述。

杰拉德的成功證明人們需要大量關於植物的書籍，而且如果要出名，那麼就不要讓事實妨礙講好一個故事。在17世紀初的歐洲，能治療瘧疾的金雞納樹皮需求量很大。 1679年，劍橋的庸醫理查德·塔爾伯（1642—1681）向路易十四（1638—1715）出售了一種“秘密”藥方，因此發家致富。塔爾伯的秘密就是他買下了英國所有上好的金雞納樹皮，將其磨成粉再倒進酒中。塔爾伯發現，金雞納樹皮必須來自zui佳產地才能夠有好的療效，酒精則能促進有效成分的溶出。然而，到了18和19世紀，醫生要在英國植物園內種植所有的藥用植物已是妄想。

自古以來，儘管本土和引入植物的相對價值因時代潮流而異，但總是一同被使用。 15和16世紀的植物誌中常提到這樣的觀點：一個國家的植物能夠治愈這個國家特有的疾病。帕拉塞爾薩斯和波爾塔這兩位形象學說的鼓吹者也因此貶低外來的藥用植物的價值。 1664年，羅伯特·特納聲稱“在怎樣的氣候下產生的疾病，就能在怎樣的地方找到治愈良藥”。這種信念從19世紀一直延續至今。 “大自然在當地的藥草中蘊藏了治愈zui易感染的幾種疾病的良方，在這個國度還有所有其他的國度裡都是如此。”人們認為蕁麻和酸模是一同被發現的，因為後者的葉片能夠舒緩被前者刺傷皮膚的疼痛，這便是此種信念的證據之一。

另一方面，異域植物也被賦予了很高的地位。例如，17世紀，人們用鐵梨木治療梅毒。用異域植物做藥品並不是近來才有的現象。埃伯斯紙草文稿描述了約150種藥用植物，其中就包括一些從其他地方引入埃及的植物，例如乳香和蘆薈。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前699—前626年在位）的《亞述植物誌》中囊括了約200種植物的名稱，涵蓋了對東南亞的水稻、阿拉伯的沒藥和印度的薑黃等植物的介紹。

由於生長環境和時令有所差別，植物的形態和成分各異。這種差異可能源於其不同的基因組成，也可能是因為植物和環境的相互作用。因此，來自不同地區的植物可能外表相似，但即使它們在同一地區生長也會產生極為不同的藥用效果。藥劑師已經付出大量努力，試圖從全球特定地區採集植物原料，從而確保藥品質量可靠、始終如一。在花園中種植植物能夠保證特定藥用植物的供應終年不斷，儘管這存在降低有效藥用成分的風險。

在西方文化中，藥用植物的使用通常要經過對古代權威手稿和印刷品的比對。這一過程可能存在漏洞，因這種做法通常不考慮將這類文獻中的植物名稱與其現代名稱對應，而且這種做法有所偏見，因為這種做法大面積忽視了農民的知識。此類文獻中蘊含的知識是屬於知識分子的，而傳統情況下的知識卻可能是人們口口相傳的。這些口口相傳的傳播者可能並不了解古代文獻，甚至不願意關注它們。另外，由於種族、信仰或性別原因，這類文獻中也沒有囊括其他一些重要的信息。這種未被記錄的藥用植物知識很容易就會被湮沒或被零散地、斷章取義地記錄下來。